作为政协委员，我随政协培训班走进这片红色热土，参加为期一周的西柏坡红色教育专题培训。与以往单纯的参观学习不同，此次带着履职中的困惑与思考，在这片“新中国从这里走来”的土地上，探寻协商履职的源头活水。

　　踏入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共中央旧址大院里那一排排土坯房。讲解员指着军委作战室告诉我们，就在这里，党中央靠着“一部电话、两张地图、三张桌子”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。我的目光停留在那部斑驳的电话机上，脑海中浮现出毛泽东、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通宵达旦研究军事态势的场景。是什么让他们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够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?是深入敌情、我情、地情的调查研究。据说，当时军委每天都要向各战区询问敌情动态，通过电报、信件汇集起来的海量信息，经过反复研判，最终形成一个个精准的作战指令。

　　这一刻，我豁然开朗：调查研究，不就是我们政协协商的“作战地图”吗?没有对情况的透彻掌握，建言就如同盲人摸象;没有对民意的深切体察，协商就成了无源之水。

　　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前，我们全体学员坐在当年的板凳上，聆听了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。老师讲起“两个务必”的诞生背景，讲起如何通过调查研究防止骄傲情绪、如何通过深入群众保持艰苦奋斗。我忽然想到，政协的调查研究，不正是一场新时代的“赶考”吗?西柏坡红色教育让我们重温“进京赶考”的警示，而作为政协委员，我们每一次深入基层的调研、每一份建言献策的提案，其实都是在书写时代给出的答卷。

　　培训期间，我们重走了“赶考路”，来到正定县探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根基。在正定县政府旧址那棵大槐树下，我们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骑着自行车跑遍全县乡村调研的故事。正是这种“身入”基层、“心到”基层的扎实调研，让他对“半城郊型”经济的发展路径有了清晰的判断。同行的委员感慨道：“总书记当年能靠一辆自行车把情况摸透，我们今天交通工具更便捷了，可有多少调研是真正‘沾泥土’‘带露珠’的?”这一问，问出了我们履职的差距，也问出了调研的真谛。

　　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的每一处旧址、每一件文物，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们：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;没有深入的调查，就没有高质量的建言。

　　在小组讨论中，我分享了这几天的感悟：“在西柏坡，我看到的是共产党人靠调查研究克敌制胜的优良传统。作为政协委员，建言献策要想‘言值’高，就必须把调研做深做透。与其坐在办公室里‘拍脑袋’，不如像当年土改调查那样，走到田间地头，听听老百姓的真心话;与其提交空泛的‘万金油’式提案，不如像三大战役的作战参谋那样，把数据搞准、把症结搞透。”

　　结业仪式上，回望纪念馆广场上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五位书记的铜像，他们目光如炬，望向远方。我深知，此次西柏坡红色教育虽然结束了，但真正的“赶考”才刚刚开始。作为政协委员，我要把“两个务必”装在心里，把调查研究的“传家宝”握在手中，用脚步丈量民情，用真心倾听民意，让每一份建言都源自泥土的芬芳，每一次协商都紧扣时代的脉搏。

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 管军